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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贺双荣
来源 / 全说能源
20世纪七十年代,巴西曾是石油进口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高达80%以上,近年来原油产量和以燃料乙醇为代表的生物燃料产量不断增加,巴西成为世界性石油生产大国和净出口国。回顾巴西从高度依赖进口到变成石油净出口国,市场化政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我国石油进口的重要来源地之一,巴西石油产业大发展的过程中,我国石油、金融和装备制造等企业积极参与,中巴两国开展了石油领域全方位的合作,堪称国际贸易和投资合作的成功范例。中巴同属发展中大国,两国在经济崛起过程中都面临着高度依赖进口能源的发展困境,且能源部门的体制机制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研究和分析巴西能源改革的历程、政策和机制,对于高度依赖从国际市场进口油气资源的我国来说,具有非常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一、发展迅速的世界性石油生产大国
2020年,巴西石油产量302.6万桶/天,是世界第八大石油生产国,在美洲地区位列第三大产油国,排名美国和加拿大之后。[1]2021年4月,巴西的原油产量为日均297万桶/天,按年比2019年增长1.3万桶,包括天然气液和生物燃料在内的石油总产量为368万桶/天。从全年看,2021年巴西的石油产量仍将保持继续增长之中,全年的石油总产量预计为381万桶/天。[2]巴西拥有较为丰富的石油资源。2021年1月1日,巴西探明石油储量为119亿桶,是南美第二大石油资源国,仅次于委内瑞拉。[3]
作为今天的世界性石油生产大国,人们很难想象,很长时间里,巴西如同我国一样,也被称为“贫油国”和“贫气国”。1965年,巴西的石油产量仅为区区的9.6万桶/天。[4]作为本世纪初开始令世界瞩目的“金砖国家”之一,巴西历史上有过经济发展的辉煌时期,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经济年均增长率高达10.1%,被誉为“巴西奇迹”。这一期间,巴西的石油消费高度依赖进口,进口石油支撑了巴西经济的高速增长。1975年,巴西的石油消费总量为89.1万桶/天,而石油产量仅为17.7万桶/天,对进口石油的依赖高达80.13%。[5]
1998年,巴西的石油产量首次突破100万桶/天,进入21世纪之后,巴西的石油生产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时期。2009年,巴西石油产量突破200万桶/天,2015年突破300万桶/天。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的统计,2016年巴西的石油产量大于消费量,已经成为石油净出口国,2019年石油净出口数量约为50万桶/天。[6]根据2021年版英国石油公司《世界能源统计评论》的数字,2020年巴西的石油净出口数量为70.3万桶/天。[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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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分析巴西的石油形势之所以能够发生如此根本性的改变,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这些原因既有技术的,也有政策性的,而石油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是巴西近年来石油产业发展迅速并成为世界性石油大国的最根本因素。
(一)巴西盐下石油大开发,本世纪最重大的石油行业事件之一
进入21世纪以来,巴西石油产量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就是海上盐下油田的大发现和大规模开发。2012年至2019年,巴西海上盐下油田的原油产量增长到160万桶/天,其中2019年盐下原油产量占巴西原油产量的62%,[8]已成为巴西原油产量的绝对主力。
石油地质专业中,盐下指的是沉积盆地中被岩盐层所覆盖的区域,这些区域可能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20世纪60年代,美国在墨西哥湾地区率先进行海上盐下油气藏勘探和开发,此后全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已发现了海上盐下油气资源。
2000年,巴西在桑托斯盆地获得了海上深水盐下油气大发现,2006年发现了位于桑托斯盆地的卢拉油田。2008年7月,巴西发现了利布拉(libra)油田,油田面积1500平方千米,可开采近120亿桶的石油,开发后最高产量可达到每天140万桶,是当时巴西发现的最大油田,也是世界上第三大油田。2008年世界十大油气发现中,巴西海上深水盐下油田就占了5个,从而使得巴西海上深水盐下油田成为世界石油行业举世瞩目的勘探热点。当年,巴西被英国石油公司评为“近20多年来石油储量增长最快的国家”。2012年7月,巴西石油管理局宣布,巴西海上盐下层石油开采量为每天17.28万桶,天然气为每天579万立方米,合计每日开采20.89万桶当量石油,创下了历史纪录。[9]2016年12月14日,巴西国家石油公司(Petrobas)与其合作伙伴在里约热内卢庆祝一个重要里程碑:巴西海上深海盐下地层中共计生产了10亿桶石油,距2006年首次发现仅用了10年的时间。[10]
对于巴西盐下石油的最终储量,行业还没有定论,巴西本国的有关部门有500亿桶、1000亿桶,甚至是2400亿桶,超过沙特阿拉伯石油储量等不同的说法。较权威的估计认为,巴西近海区域石油储量保守估计约为500亿桶,是新千年以来世界最大的石油发现。[11]
巴西盐下石油的大规模开发,应该说是世界石油行业技术进步,尤其是海上深海、超深海油田开发技术进步的一个缩影和结出的硕果。从1977年的浮式采油系统,1978年的无隔水罩水底采油树,20世纪80年代末的半潜式平台,到2020年5月由我国建造的排水量35万吨级世界最大浮式生产储油设施的投运,无一不都是当时最先进的技术,推动着巴西海上深水盐下石油产量的不断提高。
(二)大力推行市场化改革,打破国家石油公司垄断,是巴西迅速成长为世界性石油生产大国的重要政策推动因素
巴西石油行业起步较早,但发展缓慢。这与20世纪前90年代前国家对石油行业的高度垄断不无关系。巴西的石油工业发端于19世纪末。但1939年1月21日,才在圣保罗第一次发现石油。直到1941年5月,在坎代亚斯(Candeias)发现第一口商业油田。1942年12月,巴西石油产量达到3.2万桶,一年后达到48.151万桶[12]。巴西石油工业在发展的初始阶段就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20世纪30年代巴西国内开始就外国公司参与石油开的问题展开了大讨论,结果导致瓦加斯政府(Getulio Vargas)在1938年成立了国家石油委员会(Consejo Nacional del Petróleo,CNP),加强了国家对石油部门活动的控制。1953年巴西发生了声势浩大的“石油是我们的”(O petroleo e nuestra)运动。再次执政的瓦加斯总统在当年10月3日,颁布了第2004/1953号法律。根据该石油法,巴西石油工业实行国有化,成立了巴西国家石油公司,代表国家负责石油天然气资源的管理和开发。巴西由此逐步完成了对石油天然气行业的全面垄断。
20世纪90年代,巴西开始推动新自由主义改革。其中石油部门的市场化改革成为重点。科洛尔政府(Fernando Collor de Melo,1990-1992)去国有化计划中,巴西国家石油公司也在计划之中。巴西国家石油公司下属的国际贸易(Petrobras Comercio Internacional,Interbras)和矿业公司(Petrobras Mineración,Petromisa)被私有化,国家石油委员会(Consejo Nacional del Petróleo)被解散。不久之后,该公司的石化部门下属一些公司相继被出售,如Petroflex、Fosfértil、Copesul和Compañía Álcalis de Rio Grande del Norte[13]。
除了对巴西国家石油公司实施部分私有化外,能源市场化改革的主要路径是打破国家对能源部门的垄断。1995年11月,巴西对1988年宪法进行了修订,终止了其中的第177款,即从法律的角度终止了巴西国家石油公司对石油行业的垄断,但保持了国家对巴西石油公司的控制地位,并加外一个投票权,改革还保留了3年过渡期。
1997年8月6日,时任巴西总统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1995-2002)签署了第9478/1997号法令,即新的《石油法》(Ley del Petróleo,第9478号)。这部法律“是巴西石油私有化和打破垄断历史的一个决定性里程碑[14]”,为石油行业的体制变革奠定了法律基础。它详细规定了巴西石油改革的法律框架,成立隶属于矿业能源部的国家石油管理局(Agencia Nacional do Petróleo,ANP),代表国家行使对石油天然气资源的管理权,全面管理石油勘探开发的招标和授权,巴西国家石油公司不再拥有对巴西石油行业的管理权和垄断,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实行企业自主经营。
根据第9478/1997号法令,巴西石油工业实现了政企分开,对民营资本和外资全面开放,只要符合相应的准入标准,都可以通过参加公开的招投标或者直接向国家石油管理局申请获得石油勘探开发、炼油、运输以及下游业务等的许可。与此同时,巴西国家石油公司还移交了所有公益性资料,包括地质、地理等数据,成立“数据银行”,对所有感兴趣的投资者开放。
与此同时,为进一步推动石油业务的市场化经并使巴西国家石油公司专注勘探开发业务,2002年5月,巴西国家石油公司剥离了与油气有关的运输业务,新成立了巴西石油运输公司(Transpetro),专业承担石油和天然气运输业务,经营管道、港口等资产,遵循第三方准入的原则,其他公司可以平等地利用油气运输设施。
随着垄断地位被逐步打破,巴西国家石油公司由几乎完全的国有石油公司[15],逐步走向了市场化和国际化。1997年,巴西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银行(BNDES)处置了巴西国家石油公司持有的20亿股优先股。2000年8月9日,巴西国家石油公司在美国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市,募集的资金高达43亿美元。[16]2010年9月23日,通过在巴西圣保罗交易所和美国纽交所增发新股,巴西国家石油公司进一步市场化和国际化,时任巴西总统卢拉(Luiz Inacio Lula da Silva,2003-2010)出席了仪式,当时股票发行的规模创下了全球之最,共募集了699.7亿美元。新股本上市后,巴西国家石油公司的市值达270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公司,仅次于埃克森(3130亿美元),领先于中国石油(2660亿美元)[17]。募集的资金极大促进了巴西盐下油田的开发。2021年1月6日,巴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银行宣布,将公开出售其所持的10%巴西国家石油公司普通股,从而使得巴西国家石油公司更加市场化。[18]
2016年11月9日,巴西众议院通过石油法修正案,巴西国家石油公司虽然仍拥有优先权,但已不能再作为海上盐下石油勘探开发活动的“唯一作业者”,外国企业可以成为作业者,从而为国外大石油公司大规模进入巴西海上深水盐下石油勘探开发活动,扫清了最后的障碍。[19]
(三)国际大石油公司纷纷投资巴西海上盐下油田的勘探开发,助推巴西成为世界性的石油生产大国
巴西能源部门的市场化改革,极大地促进了在油气领域的外国投资。
2013年,巴西开始海上深水盐下油田的首轮开采权招标活动,在这次招标活动中,巴西国家石油公司、壳牌、道达尔以及我国的中石油、中海油两家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作为唯一投标方中标利布拉(Libra)油田项目。利布拉油田的石油预期储量,占巴西当时已探明总储量的约80%,是桑托斯盆地发现的最大海上盐下油田。2017年11月,利布拉油田首次产出原油,就在当年凭借着海上盐下油田每天102万桶的产量,使巴西一跃成为世界第九大产油国。
2017年是巴西石油勘探开发活动最为活跃的一年,这一年共开展了4轮招标,其中有两轮是海上深水盐下油田产量分成合同。在当年9月底完成的第14轮勘探区块招标中,埃克森美孚公司获得了坎波斯盆地海上深水盐下油田6个区块的权益,支付的签字费超过6亿美元;在当年10月27日开展的第2轮和第3轮产品分成合同招标中,11家石油公司或其合作组成的竞标联合体获得了6个区块,巴西政府获得的签字费就高达19亿美元。在这次竞标活动中,壳牌、BP、埃克森美孚、道达尔、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卡塔尔国家石油公司等众多的国际石油巨头参与,我国的中石化和中海油也作为联合体的成员参加。
2019年11月6-7日,巴西进行两轮海上深水盐下石油区块的招标,其中巴西国家石油公司与中石油、中海油作为联合体中标了布兹奥斯项目,巴西国家石油公司与中海油联合体中标了阿拉姆项目。[20]
进入2021年之后,随着世界各国经济从新冠疫情中逐步恢复和国际石油价格的不断走高,国际大石油公司开始增加对巴西海上盐下油田的投资,其中挪威国家石油公司、澳大利亚Karoon公司等宣布,新增投资105多亿美元,加大对桑托斯油气田等项目的开发力度。[21]
市场化改革对巴西石油部门的促进作用也可从巴西国家石油公司与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PEMEX)在近年发展的差异上看出一些效果。这两家公司是拉丁美洲和世界上最重要的石油公司。作为国有石油公司,他们在各自国家经济中的定位相同。但进入21世纪以后,经历了市场化改革的巴西国家石油公司的发展势头,远超市场化改革裹足不前的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2004年,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石油产量在世界上排名第五,而巴西国家石油公司甚至没有进入前15名的生产商名单中。但是到了2012年,巴西国家石油公司成为全球第11大石油生产商,仅比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Pemex)落后2位。2002-2014年,巴西国家石油公司探明的石油天然气储量增长193%,而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的石油储量下降了41%。
二、世界第二大的燃料乙醇生产国
除迅速增加的石油产量外,世界第二大生产规模的燃料乙醇产业,是巴西在国际能源市场另一闪亮的招牌,在世界各国高度关注气候问题的当下,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19年,巴西包括燃料乙醇和生物柴油在内的生物燃料产量,为64.1万桶/天,其中燃料乙醇的产量为54.1万桶/天,[22]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从而使得巴西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燃料乙醇生产国。
巴西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第二大燃料乙醇生产国,除独特的自然资源等条件外,持续坚持的国家鼓励政策和后续的市场化改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长期坚持的替代石油战略成就了巴西世界性燃料乙醇产业
作为国土面积大国和农业生产大国,甘蔗是巴西主要农作物之一,从而带来了巴西燃料乙醇的生产和消费历史悠久。
早在1903年,巴西第一届国会就提出生产汽车用乙醇的建议;1931年,巴西国会颁布《乙醇添加比例法》,规定国内消费的汽油需添加5%的无水乙醇,政府公务用车汽油需添加10%的乙醇;1938年,巴西国会通过了737号法案,要求所有类型的汽油中都必须添加乙醇,并可根据经济发展状况适时调整汽油中乙醇的添加比例;1941年,巴西颁布第3885号法令,即《甘蔗种植法》,为甘蔗供应商和乙醇生产商之间的关系设立了监管的法律规范,燃料乙醇的生产被提高到国家利益的高度,从而为巴西燃料乙醇产业的大规模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推动生物燃料更大规模生产并使巴西进入世界性生物燃料生产大国的,应该归功于第一次石油危机。由于严重依赖进口石油,20世纪70年代巴西经济的高速发展,受到了第一次石油危机的严重冲击。为此,1975年,巴西政府颁布了第76593号法案,即“国家燃料乙醇计划”,这一计划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替代化石能源方案,强制要求在汽油中添加20%的燃料乙醇,名称为E20乙醇汽油。
1991年,巴西政府颁布法令,规定销售的汽油中必须添加20%-27%的燃料乙醇。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际社会对气候问题的关注不断提升,进一步推动了巴西燃料乙醇产业的发展。2007年,巴西颁布第6263号法案,即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计划,而2009年更是通过了第12187号法案,实施巴西国家气候变化政策法,不断提升燃料乙醇的地位和作用。
2015年2月,巴西政府再次明确规定,汽油中燃料乙醇的添加比例为27%。[23]这一政策一直实施到现在,从而使得巴西成为世界上汽油中燃料乙醇掺混比例最高的国家,同时也成为世界上唯一不再使用纯汽油燃料的国家。
正是在40多年里政府政策的持续推动下,巴西的燃料乙醇产量迅速增长,1975年巴西的乙醇产量只有7.4亿升,1985大幅提升到105亿升,而2013年已超过240亿升,生产企业超过了300家,形成了规模庞大的燃料乙醇产业。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次缔约方大会上,巴西自愿承诺到2025年将国内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37%,到2030年将排放量减少43%。为此,2019年12月,巴西开始实施新一轮的国家生物燃料政策,具体包括:从2020年开始,至少10年的年度碳强度减排目标;基于生物燃料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效率的认证;在巴西证券交易所交易的脱碳信用。[24]因此,可以预期的是,在全球性的关注气候问题热潮的进一步推动下,巴西的燃料乙醇产业将获得更大的发展。
(二)从政策保护到市场化使得燃料乙醇产业的竞争力不断增强
作为世界第二大燃料乙醇生产国,巴西走过了一条从政府政策保护到完全市场化典型的产业发展之路。
为了实现宏伟的替代石油计划,在1975年巴西出台“国家燃料乙醇计划”时,对本国的燃料乙醇产业执行的是支持和保护的政策,除强制汽油中燃料乙醇的混后比例外,具体还包括:由巴西国家石油公司对乙醇进行统购,对国内乙醇生产实行市场保护,限制乙醇的进口,为乙醇生产厂的建造提供政府贴息贷款,对纯乙醇燃料汽车减征营业税等。
巴西的燃料乙醇来源于甘蔗,而甘蔗种植和乙醇生产等都是劳动力密集型的行业。因此,为了保持并支持燃料乙醇行业,在推广燃料乙醇过程中,巴西政府规定,乙醇的价格低于汽油,并给予销售乙醇减税,从而得乙醇汽油价格在市场上低于普通汽油30%,通过价格上的优势来帮助推广燃料乙醇。[25]
随着燃料乙醇产业的不断发展和壮大,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巴西政府逐步减少了对燃料乙醇生产者的补贴,1999年逐步取消补贴。与此同时,从1999年开始,巴西政府不再管制燃料乙醇的零售价格,2002年燃料乙醇价格完全市场化。
(三)大进大出充分利用国际市场
作为燃料乙醇的净出口国,在向国际市场大规模出口燃料乙醇的同时,巴西还大规模进口燃料乙醇,使燃料乙醇在国际市场上大进大出,充分利用国际市场促进燃料乙醇产业的良性发展,成为巴西生物燃料产业最显著的特色。
2019年,巴西燃料乙醇的出口量高达33万桶/天,但同时进口的数量也达到22万桶/天,燃料乙醇的净出口量为10万桶/天。[26]
进一步分析,在燃料乙醇的大进大出中,巴西的主要对家都是美国。2019年,巴西向美国出口的燃料乙醇数量为13万桶/天,占巴西燃料乙醇出口总量的39.39%;同年,巴西进口的22万桶/天燃料乙醇,基本上全部来源于美国,[27]仅巴西一国就占了美国燃料乙醇出口的四分之一。
巴西向美国出口的燃料乙醇,主要流向了美国加州,原因是根据加州的“低碳燃料标准”,巴西生产的燃料乙醇与美国国内生产的燃料乙醇相比二氧化碳的排放数量更少,可以享受更多的优惠和鼓励。在出口的同时,巴西之所以还从美国进口燃料乙醇,主要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巴西生产的燃料乙醇来源于甘蔗,而美国生产的燃料乙醇来源于玉米;二是巴西与美国分属南北两个半球,季节和农业生产存在完全相反的时间差,从而形成了生产与消费的互补关系。巴西的甘蔗收获季为每年的5至10月份,这一段时间也是巴西的燃料乙醇生产和出口时期,而在两个甘蔗收获季之间,巴西则需要进口燃料乙醇以满足国内的消费需求。
三、我国是巴西石油行业市场化改革的受益者和积极参与者
虽然中国与巴西相距遥远,但中巴两国在石油领域的交往密切。我国是巴西石油出口最大的目的地国,同时我国的石油、金融和制造业等多种企业,积极参与巴西石油行业市场化改革进程。可以说,巴西在成长为世界性石油生产大国的过程中,我国既是受益者同时也是积极的参与者。
(一)巴西是我国石油进口的重要来源地,我国也向巴西出口成品油
综合多种资料分析,2000年是我国从巴西成规模进口原油的第一年,当年原油进口的数量为22.78万吨。[28]2001年和2002年,我国曾短暂停止从巴西进口石油。2003年开始恢复从巴西进口石油,进口量为12.37万吨,在当年我国原油进口来源国排名中占第30位。自此之后,我国从巴西进口石油的数量不断增长。根据巴西国家石油管理局的数据,2010年,巴西向我国出口石油的数量大幅增长到5871.2万桶,超过800万吨,成为我国当年石油进口第10大来源国,并且我国超过美国,成为巴西石油出口的第一大目的地国。[29]
2010年之后,经历四年进口数量的下降,巴西向我国出口石油的数量大幅度增长,2015年增长到9209.3万桶。2016年,巴西向我国出口石油的数量超过1亿桶,为1.08亿桶;2018年超过2亿桶,为2.28亿桶,2019年又增长到2.7亿桶。[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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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虽然美国取代我国成为巴西石油出口第一大目的地国,但从2015年开始,我国稳定地成为巴西石油出口的第一大目的地国,并且所占的比重不断提高。2015年,巴西出口的石油中,34.25%出口到了我国,2018年的比重已经超过了50%,为55.51%。2019年,巴西向我国出口的石油数量,占巴西石油出口总量的63%。[31]
2020年,我国从巴西进口石油的数量再次创出新高。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数字,2020年我国从巴西进口原油的数量为4218.67万吨,增长5.1%,巴西排在沙特阿拉伯、俄罗斯和伊拉克之后,是我国第四大原油进口来源国。[32]与此同时,根据巴西国家石油公司的统计数字,2020年7月,巴西出口到我国的石油数量,占巴西石油出口总量的比重上升到70%。[33]
从以上数字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与巴西之间的石油贸易,从数量上看增长速度快,更为重要的是,对于高度依赖国际石油市场的我国来说,成为世界性石油生产大国的巴西,为我国石油进口来源的多样化,减轻对某些国家过高的石油进口依赖,提供了现实的可靠选择。
在进口巴西原油的同时,我国也向巴西出口成品油并参与巴西国内的成品油市场化改革活动。2015,我国的中石油首次进入巴西成品油市场,开展销售业务。2016年,中石油向巴西出口了70万吨成品油,合计为20船,其中就包括中石油广西钦州炼厂出口的成品油,巴西的成品油市场见到了来自中国的油品。[34]
2018年3月,中石油旗下的国际事业公司,收购了巴西第四大成品油分销商TTWork公司30%的股权,并于当年8月底完成了股权交割,该公司拥有13座、约7万立方米的油库,向巴西逾2200家加油站和工业用户供应汽、柴油及燃料乙醇。[35]这次收购活动,使我国的石油企业成为巴西成品油市场重要的参与者。
(二)我国企业积极参与巴西海上盐下油田勘探开发活动
在巴西石油行业市场化改革,尤其是盐下石油勘探开发活动中,我国的有关企业是积极的参与者,同时巴西也成为我国石油企业走出去最重要的国家之一。
早在2008年1月,我国的中石化集团就参与巴西天然气管网项目的设计、采办和施工管理,这应该是我国企业最早参与巴西石油天然气生产经营活动。
2010年是我国企业参与巴西石油勘探开发活动阶段性的高峰年。这一年的4月,中石化集团与巴西国家石油公司签署了包括石油采购在内的一揽子战略伙伴协议,涉及石油勘探及生产、下游行业、采购等内容;5月,中化集团收购了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在巴西Peregrino油田40%的权益;10月,中石化收购了西班牙雷普索尔公司40%的股权,其目的是联合开发巴西的石油勘探和生产项目。仅这一年发生的上述收购活动,我国企业在巴西石油勘探开发领域的投资总额,就超过了100亿美元。
从2013年开始的巴西海上深水盐下油田区块的多轮招标中,我国有关企业不但积极参与,而且还取得了非常可喜的成绩。其中,2013年10月,在巴西2010年通过立法采用产品分成制的首次海上深水盐下油田招标中,我国的中石油、中海油与巴西国家石油公司、荷兰皇家壳牌、法国道达尔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中标了世界最大的深水油田,即巴西利布拉海上盐下油田;2017年10月底举行的招标中,中石化—雷普索尔公司与巴西国家石油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中海油与卡塔尔国际石油公司组成的联合体,分别获得了有关海上盐下海田区块的权益;2019年11月举行的两轮招标中,我国的中石油、中海油与巴西国家石油公司组成的联合体,我国的中海油与巴西国家石油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中标。
从2008年至2019年底,我国主要石油企业均参与了巴西石油勘探开发活动,为巴西海上深水盐下油田的大规模开发和石油产量的不断增加,做出了自己积极的贡献,同时也从生产的角度为巴西对我国石油出口的迅速增加,提供了产量的保障。
(三)巴西成为我国资金和装备制造的重要市场
除直接的石油进口和勘探开发活动外,我国与巴西的石油合作是多方面的和多角度的,延伸到了金融和装备制造等领域,可以堪称全方面合作的成功案例。
2009年5月18—20日,时任巴西总统卢拉访问我国期间,巴西国家石油公司宣布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签署了为期10年的100亿美元双边贷款协议,用于支持巴西国家石油公司的勘探开发和炼油等业务,巴西国家石油公司承诺向我国出口原油。[36]这样,借助石油领域的合作,我国与巴西之间经济关系扩展到了金融领域。
随着2014年下半年国际石油价格的大幅度下跌以及自2015年3月巴西国家石油公司因陷入丑闻,经济受损,巴西石油勘探开发活动遇到了严重的困难。2015年4月,巴西国家石油公司宣布,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签署35亿美元的融资协议,并于5月再次签署15亿美元的融资协议,从而使得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与巴西国家石油公司之间的融资就高达50亿美元。[37]从2015年5月至2016年5月的一年时间里,据不完全统计,我国金融机构累计与巴西国家石油公司签署的项目融资协议,就近200亿美元。[38]有评论认为,对于巴西国家石油公司来说,来自中国的融资不仅成本低于国际资本市场,尤其是因经营困难评级被调降为垃圾级之后,这些融资极大地缓解了这家公司的经营困难。[39]
除金融领域的合作外,随着我国与巴西石油领域合作的不断深入,我国的石油装备制造也进入了巴西的石油生产领域。
早在2011年,中石油宝鸡石油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就与巴西BRCP公司及巴西ASPERBRAS能源公司,联合组建了宝石巴西石油设备有限公司,开展石油装备的合作,这是我国石油装备制造企业首次与巴西开展合作。[40]
我国与巴西石油装备领域最有代表性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合作,就是我国为巴西建造了两艘世界级的海上浮式生产储油设施。2015年5月,中海油工程公司承接了为巴西国家石油公司建造2艘30万吨级浮式生产储油设施,当年12月份正式开工建设。2018年5月17日,中海油宣布,为巴西建造的第一艘世界级海上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35万吨级的P67正式交付;[41]2019年12月,第二艘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也是35万吨级的P70成功交付,并于2020年6月25日在巴西桑托斯盆地海上盐下油田正式投入生产。[42]P70不仅入选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2019年十大创新工程”,更为重要的是,它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石油装备领域的自主建造和集成能力,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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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成功地从高度依赖进口石油变为石油净出口国,是20世纪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以来不可多得的成功案例,无论是石油行业本身,还是燃料乙醇产业,市场化改革都起到了关键推动作用。得益于市场化改革的成功,不断增加的石油产量和出口量,使巴西成为我国重要的石油进口来源地,我国从国际市场进口石油有了更多的选择,我国的石油、金融和装备制造等企业,抓住机遇积极投身巴西石油行业,在支持巴西成为世界性石油生产大国的同时,也走向了广阔的国际市场,不断发展壮大。因此,无论从巴西本身,还是努力在寻找如何保证能源供应安全的我国来说,巴西迈向世界性的石油生产大国之路,都值得我们加以认真的研究、学习和借鉴。
[1] [J].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ly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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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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