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与乌克兰战争爆发，目前战争仍在激烈进行之中。除战事本身外，俄乌军事冲突中，媒体和社会大众关注最多的话题之一，应该是能源问题。一方面，天然气是俄乌战争爆发的诱因之一；更为重要的另一方面是，战争刺激了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能源产品价格的大幅度波动，从2021年第三季度以来的全球性能源危机进一步恶化，能源安全问题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相关国家和组织迅速调整能源政策，全球能源市场正在发生重大的结构性变化，其影响将是长期的和深远的。

能源安全，是一个宏大的话题，仅其定义，就可以洋洋洒洒地写出一本专著，其实能源安全也非常简单，仍在持续的俄乌军事冲突，就十分清楚地让我们见证了什么是能源安全，非常明确无误地从能源进口国、能源出口国和能源净出口但与全球能源市场完全一体化国家的三个角度，向我们全方位地展示了不同类型国家能源安全的内涵和政策决策的困境。俄乌军事冲突下迅速变化的世界能源形势表明，不能简单地和想当然地认为，只有能源进口国存在能源安全的问题，能源出口国同样也存在能源安全问题，与全球能源市场高度一体化的能源生产大国和净出口国也不能置身于能源安全的事外，这一现象背后的最根本原因，是全球能源市场是一个高度一体化的市场，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必须面对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而不能独善其身，这对于作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和第一大能源进口国的我国来说更是如此，我国的能源安全问题也必须再认识和再思考。

为此，我们准备了由四篇文章组成的能源安全问题再思考的系列，分析和讨论不同情景下的能源安全问题，本文是第四篇，也是最后一篇，分析和讨论的是中国的能源安全问题，并在四个典型类型国家或组织所面临的能源安全问题的基础上，对能源安全概念进行简要的概括和总结。

2021年，我国是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生产国和进口国，能源的消费、生产和进口三大指标均名列世界第一，决定了我国在全球能源市场的三重身份。保障能源稳定供应，实现能源独立并拥有在全球能源市场的话语权，是我国能源政策的三重目标。作为世界第一大能源进口国，我们面临世界上高度依赖能源进口国家都存在的严重的能源安全问题，而三重能源政策目标又使我国应对能源安全问题的政策选择更加复杂。基于对四种不同类型国家能源安全问题的分析，我们认为，除极少数国家外，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存在程度不同或类型不同的能源安全问题，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能源安全问题都将持续存在。

一、我国在全球能源市场的三重身份

根据我国国家统计局和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数据，2021年，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为52.4亿吨标准煤，一次能源生产总量为43.3亿吨标准煤。2021年，美国的能源消费总量为97.332千万亿英热单位，生产总量为97.784千万亿英热单位，按1吨标准煤等于24.06百万英热单位换算，分别相当于40.454和40.642亿吨标准煤。因此，2021年，无论是能源消费总量还是生产总量，我国都大于美国，我国是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和生产国，其中仅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就占到了全球的25%以上，也就是说全球能源的四分之一由我们一个国家消费掉。

作为世界第一能源生产大国，我国主要能源资源的产量在世界排名都非常靠前，在全球能源生产中占有重要的地位。2021年，我国煤炭产量为41.3亿吨，不仅多年稳居世界第一，而且还占了世界煤炭总产量的一半以上；原油产量为19888.1万吨，排名美国、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加拿大和伊拉克之后，位居世界第六位；天然气产量为2075.8亿立方米，排名美国、俄罗斯和伊朗之后，位居世界第四位。

与消费和产量排名世界第一同时存在的，我国还是世界第一能源进口大国。从2017年开始，我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进口国；从2019年开始，我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天然气进口国；从2011年开始，我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煤炭进口国，2015年被日本反超，但自2016年以来又一直保持着世界第一大煤炭进口国的地位。

根据海关总署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1年我国原油进口总量为51297.8万吨，天然气进口总量为12135.6万吨，煤及褐煤进口总量为32327.1万吨。

在大量进口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能源资源的同时，我国也少量出口这些能源产品。可能是近年来原油、天然气出口的数量不断减少的原因，2020年和2021年海关统计月报中我们已查不到原油和天然气的出口统计数据。此外，煤炭的出口数量也较小，2021年仅为260万吨，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近几年来，成品油出口数量持续增长且保持较大的规模，是我国能源出口最显著的特征，媒体和舆论也有较大的争论。2021年，我国成品油进口总量为2712.3万吨，出口总量为6030.5万吨，成品油净出口数量为3318.2万吨。因此，不同于原油，我国是成品油的净出口国。

二、三重政策目标下我国能源安全面临的三大难题

不同的时期和情景之下，我国的能源政策有不同的内涵和解释。当前环境下，不涉及“3060双碳目标”，我们认为，我国的能源政策应该包括三重目标：一是作为世界第一大能源进口国，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进口数量均排名世界第一，保障能源供应安全是首要的目标；二是作为世界性大国和为实现第二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我国必须实现能源独立；三是拥有全球能源市场的话语权，保障我国的经济利益。三重政策目标的背景之下，我们认为，我国面临的能源安全问题更加复杂，事实上存在着能源安全领域三个相互对立和冲突的难题。

（一）能源供应安全保障与谋求话语权之间的难题

保障能源供应安全，是世界上所有高度依赖进口能源国家最重要和最迫切的能源安全话题，是能源安全问题的最核心内容，作为世界第一大能源进口国，我国的能源安全保障问题尤为突出和重要。

从总量上来说，我国的能源安全问题并不突出。2021年，我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为43.3亿吨标准煤，消费总量为52.4亿吨标准煤，也就是说，我国能源进口总量仅为9.1亿吨标准煤，只占能源消费的17.37%，还不到20%的比重。但是，石油和天然气两大能源资源，是我国能源安全的重点领域，其中石油是重中之重。

根据国家统计局等有关部门的数据，2021年，我国原油加工总量为70355万吨，原油进口总量为51297.8万吨，不考虑库存的变化，进口原油占原油加工量的比重高达72.93%；天然气表观消费量为3726亿立方米，进口量为1675亿立方米，进口天然气占比为44.95%。

正是因为近年来我国原油和天然气进口的数量越来越大，对外依赖越来越高，保障供应的压力也随之不断增大，带来了的另一后果是原油和天然气的出口数量逐渐减少，目前基本上减少到可以或略不计的程度。此外，我国国内基本上不存在原油交易市场。这样，从原油这一能源品种来看，我国的现状是单向从国际市场进口原油，国产原油既不出口参与国际市场的交易，国内也不存在国产原油和进口原油的交易市场。

为了增加在国际石油市场的话语权，我国在上海设立了交易所，开展原油的期货交易活动，选择的交易原油品种仅只有一种国产原油，主要交易的是中东生产的原油，从而导致我国的原油期货交易主要依赖中东而非本国所产原油，交易所的交易活动主要受影响于中东的石油生产和国际石油市场形势，国内石油市场的生产和消费因素不对交易活动产生什么影响。而从国际石油市场看，布伦特原油和WTI之所以能成为两大标杆原油，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英国和美国允许这两种原油出口，英国、尤其是美国的石油市场大进大出，与国际石油市场高度一体化。因此，为保障供应而采取的减少出口、对国内石油市场的政策管制，与谋求国际石油市场的话语权，就成为我国能源安全领域一个对立的难题。

（二）国家经济利益保障与能源独立之间的难题

规模巨大的进口能源数量，使我国对国际市场能源价格及其波动非常敏感，因为最简单的原因就是国际市场能源价格的大幅度上涨，我国就必然付出更多的购买成本，加重我国的经济负担。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1年，我国原油进口数量比2020年减少了5.4%，但金额大幅增加了34.4%，其中的唯一原因就是不断上涨的国际石油价格。在俄乌战争的刺激下，持续上涨的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给我国带来了更大的影响。根据海关总署的数据，2022年1至4月，我国原油进口数量减少4.8%，但进口金额上涨了54.3%；天然气进口数量减少了8.9%，进口金额上涨了72.1%。

从世界最大能源进口国的角度，我们本能地希望和追求的是国际能源产品的低价格，价格越低对于我们进口越有利，反对或不支持出口国提高能源价格的行为。但是，除是世界第一大能源进口国之外，我国还是世界第一大能源生产国，无论对于石油、天然气或煤炭行业来说，太低的能源价格，将带来行业的生产积极性问题，直接影响这些行业的扩大再生产，不利于增加国内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产量，不利于实现能源独立。因此，世界第一大能源进口国和生产国的双重身份，使得我们不得不面临如何平衡好，保障能源进口时的国家经济利益和提高国内能源行业积极性以实现能源独立的难题。

（三）与能源出口国保持良好关系与全球能源治理之间的难题

对进口能源的高度依赖，使得我国必须高度重视并处理好与能源生产和出口国之间的关系，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尤其重要，盛产石油和天然气的以沙特阿拉伯等为主的海湾合作委员会与我国紧密的经济和外交关系最有典型代表意义。

目前，我国石油领域吸引国外投资的，主要在炼油行业，沙特阿拉伯是产油国投资的主要来源。从有关媒体的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投资我国福建的福炼一体化项目之后，沙特阿拉伯又宣布投资福建古雷200万吨级乙烯及下游深加工项目、辽宁盘锦大型炼油化工一体化项目，并计划收购浙江石化9%的股权，从而成为产油国在我国炼油行业投资最多并最有代表性的国家。

近年来，通过多种方式，我国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活动，最有代表性的例如20集团能源部长会议。通过众多的多边和双边平台，阐述我国对全球能源问题的看法和意见，呼吁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的稳定。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面对2017年以来、尤其是2021年下半年以来，欧佩克+漠视世界主要石油消费国增加产量的呼吁而仅长期小幅增产，使得国际石油价格持续上涨，肯定损害了作为世界第一大石油进口国我国的利益。因此，早在2019年10月21日参加第三届欧佩克—中国高层对话后，我就撰文章指出，对于欧佩克+的减产提价行动，我们是支持还是反对？作为世界最主要的能源出口国和主要当事方，本次俄乌战争也使我们不得不面对如何处理与俄罗斯的能源贸易问题。我们认为，全球能源危机日益加重的当下和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都会面临，如何处理好与能源出口国良好的关系与全球能源治理的难题。

三、高度重视并妥善处理好我国能源安全问题的三大政策关切

俄乌战争，深刻惊醒了高度依赖从俄罗斯进口能源的欧洲和世界上所有高度依赖进口的能源进口国，作为世界第一大能源进口国，欧洲和其他国家所有应对能源安全的措施都适用于我国。更进一步的是，美国的案例说明，实现能源独立之后，为谋求全球能源市场的话语权，我们也不可能关起门来自成一体，还应该与全球能源市场高度一体化，只有这样才能拥有全球能源市场的话语权，才能在全球能源治理中发挥我们应有的作用并做出积极的贡献。这里，我们不再重复作为世界第一大能源进口国，我国应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应对面临的能源安全问题，而是结合能源独立和全球能源市场话语权更高的目标追求，重点谈一谈我们认为应妥善处理好的我国能源安全三大政策关切问题。

（一）作为解决能源安全问题的首要举措，应不对任何单一国家的能源进口过度依赖

对于所有高度依赖进口能源的国家来说，如何保障能源进口的稳定供应，都是解决能源安全问题的首要任务，只有解决好了能源的稳定供应问题，才能保证国家的经济安全，经济社会才能稳定。

自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以来，如何保障进口石油和其他能源资源的稳定供应，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非常成熟的经验和行之有效的具体做法，其中，多元化、尽最大可能地分散进口来源，不过度依赖某个国家或地区，是最常用的政策措施；建立一定规模的由政府拥有的石油应急储备，在紧急情况下动用以抑制市场恐慌和价格的大幅度波动，是能源进口国最后的政策工具。除最重要的这两条之外，不同的国家会根据自身面临的能源安全问题特点，有自己针对性的政策和措施。

无论从资源还是地域特点来说，俄罗斯都是欧洲能源的最优供应选择，某些欧洲政治家，特别是德国过去的政治家们希望通过能源的合作，加深欧洲和德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其出发点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好的，但是这也是本次俄乌战争给欧洲政治家们和百姓最惨痛的教训。同样，这一点也非常适用于我国。我们认为，本次俄乌战争对解决我国能源安全问题的最大启示应该是，不给任何能源资源生产和出口国贴“友好”或“敌对”的标签，不过度依赖任何一个能源进口国，10%的进口比例应是一个标准线，而15%的比例应是最高警戒线，这一政策应适用于所有能源进口来源国，应该作为长期坚持的政策。

（二）站在自身和世界能源消费者利益的角度，积极参与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稳定的行动

通过某种平台开展的全球能源治理，是一种典型的外交活动，但如期待取得预期的效果，需要所有参与国都应拿出具体的实际行动来支持，否则这些外交活动都将成为清谈。

2020年4月中旬，面对新冠疫情大流行带来的石油消费的急剧下跌，欧佩克+在短短的三天时间里，举行了两次部长级会议，决定采取史上最大规模的减产行动，每天减产970万桶，以稳定国际石油市场。非常巧合的是，就在欧佩克+密集磋商期间的4月10日，20集团能源部长会议通过视频方式举行。2020年4月11日，在新华社发表的有关这次会议的新闻稿，即“G20能源部长会议承诺确保能源安全与供应稳定”中，虽然提到G20能源部长会议发表了声明，“当前新冠疫情加剧了全球石油和天然气市场的不稳定，并危及许多国家的能源安全。G20承诺将确保能源行业继续为抗击疫情以及后续的全球经济复苏提供支持。”但这篇新闻稿的最后一句话是：“当天的声明中没有提到颇受市场关注的石油减产具体事项”。

2022年4月15日24时，在六连涨之后，我国成品油价格首次下调，其中汽油下调的幅度为545元/吨，柴油下调的幅度为530元/吨。这是截至目前为止进入2022年以来，我国成品油价格的唯一一次下调，究其原因，主要是2022年3月31日开始的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宣布向市场投放3.02亿桶战略石油储备，打压国际石油价格每桶12美元左右，客观地说，我国消费者成为这次国际能源署石油储备释放的受益者。

（三）通过高效的市场，实现能源独立的同时谋求全球能源市场的话语权

作为世界第一大能源进口国，我国面临世界上所有高度依赖进口能源国家都存在的严重的能源安全问题，其最终的解决办法也是这些国家都会采取的共同措施，即努力加大自身的能源资源开发，实现能源独立，最大限度地做到能源生产和消费的自给自足，不对任何国家形成进口能源的依赖。

为实现我国的能源独立，多年来，我国各级政府积极推出多种政策，各种类型的企业都在努力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具体行动，石油和天然气产量都取得了长足的增长。2022年3月22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印发《“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的通知”，《“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提出，要激发能源市场主体活力，要推进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市场化，实行勘查区块竞争出让制度和更加严格的区块退出机制，加快油田服务市场建设。我们认为，国家应该更多地推出这一类的政策和更加细化的具体实施措施，激发多种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努力增加我国的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尽快实现我国的能源独立。

从全球能源市场的现实和具体案例分析中，我们看到，要谋求全球能源市场的话语权，必须与全球能源市场高度一体化，关起门来不可能拥有全球能源市场的话语权。我们认为，我国的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市场应该继续加大市场化改革的力度，在国内能源市场高度市场化的基础上，与全球能源市场高度一体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拥有全球能源市场的话语权。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认为，我国实现能源独立宏伟目标之时，也应该是我们与全球能源市场高度一体化之日，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我国不可能像极少数国家那样，对世界关起门起来，虽然这种情况下不会出现能源安全问题，但也决不会拥有全球能源市场的话语权！

四、对能源安全问题的简要总结

通过本系列的四篇文章，我们分析了四种典型国家所面临的不同类型的能源安全问题，可以说，除极少数完全与国际社会隔离的国家之外，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能源安全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对能源安全问题进行如下的简要概括和总结。

（一）能源安全的简要释义

能源安全，指的是一个国家因为所消费的能源依赖进口，或一个国家因为所生产的能源依赖出口，而带来的能源供应保障、能源价格大幅度波动、经济社会受到冲击、外交受到掣肘四个主要方面的问题，统称为能源安全问题。

一个国家的能源生产和消费完全可以自给自足，但因为与全球能源市场的高度一体化，也存在能源安全问题。

如果一个国家，不参与全球能源市场的交易，在本国的范围内能源生产和消费完全自给自足，就不存在能源安全问题。在当今世界上，不存在能源安全问题的国家少之又少，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能源安全问题。

战争是触发能源安全问题最有代表性的原因，也是观察、分析和研究能源安全问题最佳的时期。1973年10月的第四次中东和1980年9月开始的两伊战争，触发了两次石油危机；2022年2月24日开始的俄乌战争，使得2021年下半年以来的全球能源危机进一步恶化。

能源安全问题源于与全球能源市场的交易，一个国家在自己主权范围内的能源消费和生产，肯定会存在因供应、运输、自然灾害等诸多方面的原因而出现的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是这个国家国内的行政管理和执政能力问题，不属于我们讨论的能源安全问题范畴。

（二）能源安全问题的四个主要特征

能源安全问题存在诸多的特征，不过我们认为，其主要的特征有以下四个方面，即能源供应、能源价格、经济冲击和外交掣肘：

一是能源供应保障，是能源安全最重要的问题，能源进口和出口国都存在能源供应保障问题。

对于能源进口国来说，就是如何保障进口能源的稳定供应，进口能源的全部或部分中断，将带来进口国的能源供应不足问题。

对于能源出口国来说，就是如何保障出口能源的市场稳定，出口能源的全部或部分中断，出口市场消失，将带来出口国能源生产的停止或不稳定。

二是能源价格的大幅度波动，是能源安全第二大问题，能源进口和出口国面临的是截然不同的形式。

对于能源进口国来说，国际市场能源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其结果将直接传导到国内，是国内能源价格的上涨，能源进口国消费者要承受能源价格上涨的后果。

对于能源出口国来说，国际能源市场价格的大幅度下跌，带来的是能源出口收入的减少，其结果将是国内经济发展和社会支出的下降，能源出口国百姓承受的是能源价格下跌的后果。

三是经济冲击，主要表现为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能源进口国经常面对的问题，但能源出口国也会部分或全部面临同样的问题。

国际市场能源价格大幅度上涨，从个体的消费者来说，必须承担的是国内能源价格的上涨，而从宏观经济层面来看，其结果就是能源进口国出现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

与能源进口国不同的是，对于能源出口国来说，国际市场能源价格的大幅度下跌，或因制裁等外交原因而导致能源出口市场的消失，会带来经济衰退甚至崩溃。

四是外交掣肘，即外交政策受制于他人，能源进口和出口国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能源独立但与全球能源市场高度一体化的国家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外交掣肘是能源安全问题在外交领域最典型的表现，主要表现为能源进口国受制于能源出口国，能源出口国将能源用作武器，迫使能源进口国接受能源出口国的要求，改变外交政策，第一次石油危机中沙特阿拉伯等中东产油国对美国、荷兰的石油禁运最有代表性。

外交掣肘的另一方面是，能源进口国或国际组织也可以使用禁运、停止进口等方式，将能源出口国排除在某些国家或国际能源市场之外，打击能源出口国的经济和战争能力。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和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后的长时间里，联合国对伊拉克的石油禁运，本次俄乌战争期间欧洲和美国对俄罗斯实施的能源禁运，都是典型的代表案例。

（三）应对能源安全问题的五个主要举措

因为每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所面对的能源形势不同，应对能源安全问题的政策和措施不可能完全一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但总结起来，我们认为以下五条是最主要的应对举措：

一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常用的举措，是进口来源或出口市场的多元化、分散化。

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过高地依赖某些国家或某一地区，这应该是在不得不对进口或出口能源高度依赖情况下，最有效的和最常用的政策工具，这一政策工具既适用于能源进口国，同样也适用于能源出口国。

二是危机应急管理，既是能源进口国也是能源出口国应对能源安全有效的应急手段。

本次俄乌战争期间，我们看到国际能源署很快发布了两个10点计划，即2022年3月3日的“欧盟减轻对俄罗斯天然气依赖的10点计划”和2022年3月的“减少石油消费10点计划”，指导欧盟和经合组织国家通过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和改变日常行为等方式，减少天然气和石油的消费，从而减缓因战争加剧的能源危机，这是国际能源署自1974年成立以来，大力开展和重点宣传的应对能源危机的主要手段和工具。

2020年4月中旬，面对新冠疫情导致的全球石油消费急剧下跌，在短短的3天时间里，欧佩克+举行了两次部长级会议，决定采取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产行动，以稳定国际石油市场。事实上，自1960年成立以来，欧佩克大部分时间承担的任务和日常工作，本质上就是对国际石油市场稳定的应急管理，其手段就是减产或控制产量来平衡市场，维护国际石油价格。

三是能源储备或库存，是能源进口国和出口国应对能源安全问题的最后手段。

本次俄乌战争期间，我们看到，为打压不断上涨的国际石油价格，抑制市场恐慌情绪，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在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里，释放3.02亿桶石油储备，取得了较好的市场微观和经济宏观的效果，说明自第一次石油危机以来建立的石油储备，仍是能源进口国有效的政策工具。

对于俄罗斯来说，面对美国、欧洲等国的石油、煤炭等能源禁运，库存爆满，不得不降低产量并最终关井，也从另一侧面说明了一定规模的库存能力对能源生产和出口国的重要意义。

四是结盟，是能源进口国和出口国应对能源安全最主要的外交手段。

国际能源署和欧佩克+，是当今世界最有影响的两大能源组织，前者由世界主要能源消费国组成，后者由世界主要石油生产和出口国组成，代表的是能源消费国和能源出口国截然不同的利益诉求。

欧佩克成立于1960年，国际能源署成立于1974年，无论是前者成立60多年来还是后者成立近50年来，全球能源市场动荡依旧，本次俄乌战争期间欧佩克+拒绝增加产量，国际能源署被迫大规模动用石油储备，两个组织仍是两股道上的车，利益和目标相去甚远，全球能源治理仍是空中楼阁，任重而道远。

五是能源独立或经济对能源的独立，是能源进口国和能源出口国解决能源安全问题的终极政策。

对于能源进口国来说，消除能源安全问题，最终的解决办法就是努力实现能源独立，能源消费和生产完全自给自足，不依赖于任何其他国家。不过，一方面，对于当今世界上很多国家来说，能源独立是一个漫长的，也许是永远的追求；另一方面，即使能够实现能源独立，但如谋求全球能源市场的话语权，这个国家的能源安全问题将永远挥之不去。

对于能源出口国来说，消除存在的能源安全问题，最终的解决办法就是实现经济摆脱对能源出口的依赖，建立一种均衡的经济发展模式，彻底消除“资源诅咒”或“资源陷阱”。与能源进口国实现能源独立一样，对于能源出口国来说，实现这一目标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和永远的追求。退一万步来说，即使能够实现经济对能源的独立，能源资源丰富的国家也不可能完全置身于全球能源市场之外，外交和能源话语权的诱惑还将会使它们积极投身于全球能源市场的事务。

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以来，石油安全或更大范围的能源安全问题，一直是能源问题研究中最重要的话题之一，也是很多国家政府能源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次俄乌战争，再一次将能源安全问题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让全世界不同类型的国家不得不再一次重新审视自身的能源安全问题。我们相信，即使在最理想的状态下，能源进口国都能实现能源独立，能源出口国也都能实现经济对能源的独立，鉴于能源在人类社会不可替代的地位和影响力，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能源安全问题仍将是全球能源行业、国际政治和外交领域最重要的话题之一。

（图片来源：veer图库）